赵树理的锻炼锻炼人物赏析？

赵树理的锻炼锻炼人物赏析？

王聚海作为“和事佬”的形象出现在小说里，口头禅便是“没有什么事是和不了的。”赵树理曾坦言，自己创作《锻炼锻炼》主要是批判中农干部的“和事佬”思想。“和事”本身有什么问题呢？小说里，“老好人”王聚海为了一团和气，总是情愿出些拙力的——掩盖矛盾、粉饰太平，甚至不惜为别人的错误“解释解释”，但又往往做不周全，倒让自己一回回落得尴尬，非但得不到“小腿疼”、“吃不饱”的感激，还要遭到王镇海的批评。究其心理，倒也好分析，王聚海是个老中农出身，经历过抗战动员，又在土改中斗过地主，现在又是农村合作社的社主任。动荡的时代，“真理和正义”总是变化得很快，一方面，旧时的经验有其时代局限，很难适应新的社会，二是，对于这种变化，胆识俱乏的普通人很容易就陷入迷惘或惧怕，只好以孱弱的笑脸左右支撑，结果两边不讨好：“落后分子”依旧不领情，反而被“摸透了性格”，动员不起来，工作无法推进，干部纷纷指责，“有理受了屈”，群众也不拥护。

王聚海这一类型的不足，多半可以归结到人性上。他们是干部，也做逢迎之事，但都不是什么大计谋，也只为营造一团和气，借以维护一方安定，但这就造成一个致命缺点——软弱，不敢得罪人，在那样的环境下，软弱进而就成为一桩劣迹：不敢像杨小四这样的年轻人那样坚持“真理”。

笔者此番论述并非为了给王聚海之徒“平反”、借以贬损杨小四等人的斗争价值。这种“怕得罪”的心理确为人之常情，赵树理先生自然也清楚这一点，但是在改造运动轰轰烈烈的大环境中，“八面圆”作为一些干部的典型化写照，确实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依旧尖锐的“内部矛盾”，这种心理的普遍化将会大面积影响整风工作的进展，赵树理对此无疑是持批判态度的。

由于缺乏是非裁断力，本身很难悦服群众，所以受到高秀兰的“大字报”的讽刺。另一方面，即使大部分村民和领导对“和”也有所期望，也是为了让合作社能更顺利地发展，增加收成，每个人都更健康地进步，当众人的积极性因为某些“痼疾”而惨遭打击，严重阻碍了工作的进行，当务之急显然是尽快找出痼疾，而不是以追求和谐为目标，只允许呻吟、牢骚，不允许手术愈疗。

杨小四是处理矛盾的另一种典型，作为一位雷厉风行的“动手术者”以正面人物的形象在小说中出场，确有“药到病除”的功效。和王聚海不同，杨小四并不以“和”为根本理念。若说王聚海由于常年在官场摸爬滚打，一方面不敢摆官架子得罪村民，一方面又确实地和民众有所疏离，逐渐失去明朗的立场，杨小四身上却有很鲜明的“领头人”性格，作为中央权力在地方的延伸，他是政权和法律的维护者，在面对不合“整风”要求的人时，经常会有“送乡政府”、“送法院”的威吓；作为传统农民的代表，他又是乡间伦理秩序的维护者，想的是不能让进步分子吃亏，惩罚那些贪图私利的“落后分子”，敢作敢为，惩恶扬善，自然是受到群众拥护。

既然是“整风”，要革除村民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思想”，就难免要用一些有实际效力的手段，无论是贴大字报，还是后来设计把“小腿疼”、“吃不饱”的罪行抖露出来，都切实地把她们的损公肥私的思想曝光在大家面前，最后的“思想展览会”，不仅是为了公正处罚，也是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

当然，正如王镇海所说，“做法有点开玩笑”，在“武养”撰写的那篇著名的批评文章《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 <锻炼锻炼>读后感》中，作者认为赵树理违背“现实”，使干部的形象遭到歪曲和污蔑：当杨小四动不动就拿“送到法院去改造”威胁劳动妇女时，“它给予读者的印象不是社干部与社员的关系，而是民警与劳改犯的关系，所不同的只是这些干部没有武器罢了。”这样的评论虽说脱离了十七年文学理论的发展背景，且其所谓“现实”和赵树理“问题小说”所观照的“现实”亦有很大区别，但是也确实揭露出杨小四身上的毛病。理论上，干部对落后群众的落后行为应该采取善意的引导教育，辅之以耐心的说服批评，但杨小四采用的却是用多少有些粗暴的甚至强制性的手段去解决问题。例如，大字报本是反“右”运动前群众向领导提意见的民主形式，现在却成为杨小四简单地给“落后群众”定性的工具。此外，巧计整人的做法有传统话本中智斗剥削者的色彩，虽然情节精彩，让人拍手称快，但也有“诱导犯法”之嫌，让人口服心不服，和“村社副主任”的身份也有一定差距。再者，杨小四在这次“整风”中，使“小腿疼”坦白交代的手段依旧是“法院”和“乡政府”，加之颇有“批斗”雏形的社员大会，表面上是借用政府权威慑服损公肥私的村民，其实也能看出整风运动并非单纯是“进步”的无产阶级在领导“落后”的无产阶级，更像是一种“集体话语”或是传统的权力结构在“领导”无意识的个人。

赵树理没有过度美化杨小四粗暴的一面，可能也暗含着对于这种处理方式的担忧，不过，总体上，赵树理对杨小四的形象是歌颂的，针对那些“没理占三分”的村民，说理教育似乎已经很难起到效果，当为了普遍的公平，再加以“将误农时”的紧急情况，整风过程中并不严重的暴力便很容易地得到理解和宽容。

无疑，杨小四的做法有一定的效果，就像支书王镇海所评价的那样，“把她们坏思想抖出来了，她们还能原封收回去吗？”不过其有效性也终究不超过“把思想抖出来”的程度，可以想象，在这次劳动过后，“小腿疼”、“吃不饱”会想出新的办法来逃避劳作，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最终不过是“官民”之间的斗智斗勇而已，说到底，杨小四的做法是治标不治本的，舆论、威压、巧计就算一时有用，集体化劳作中的矛盾将始终存在。

笔者认为，这种矛盾终究是一介普通的村级干部所无法解决的，赵树理小说大多是为了解决“问题”，人物塑造通常偏类型化，可以想见，“小腿疼”、“吃不饱”的形象在现实中也是普遍存在。传统农村常常既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又有一定的自治权，在传统农民身上，屈服于权力宗法的“依附型”人格和独善其身的“自利型”人格也是并存的。但是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每一次都是从外部强加的抽象理念，不去说这些外在话语能否在打破“自利性”的同时也打破“依附性”，这种理念又是否能够和农村本身的运行方式相合呢？“小腿疼”之徒作为一种典型人物，暗示了以“公分制”为主导的村社体制，不仅容易让“进步分子”吃亏，而且也会妨碍农民干活的积极性。靠杨小四这种办法调动，不过是表面上暂时缓和了无人劳作的危机，但对于村社本身的结构带来的长期矛盾却依旧无法解决。完全依赖思想教育或是民间伦理，等农民“觉悟”，其力量本身也极为有限，“一大二公”或曰“一平二调”的体制所存在的问题已经隐隐地在小说中体现。

当然，这些都是未来视角，赵树理本人也许也看到了正面人物杨小四身上的无可奈何之处，而只能将领导者和所谓“落后思想”之间的矛盾处理成一场智斗。毕竟，面对长期处于宗法制中的农民，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不能直接跳过对农民自主性的建立，否则所谓公社，更像是外部权力的对内部的强行统治，不仅起不到“防止人的异化”的效果，甚至连“造人”的过程也没有，对蒙昧状态下的个体灌输共产思想，多少有些海市蜃楼的意味，而只能祈求一个“青天大老爷”式的领导者，或是希望没有“小腿疼”这样的农民。这一矛盾不仅赵树理本人无法在当时就给出药方，中国农村的改革一直摸索到21世纪，也很难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