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尧 胸藏50克镭到昆明的故事真的吗？

赵忠尧 胸藏50克镭到昆明的故事真的吗？

论文《1937年清华运镭者并非赵忠尧》

原文刊于《世纪》2022年第6期，知网可下载

张从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周广业 清华大学退休教授；阎禄德、阎美红 清华大学退休职工

近年来，关于科学家赵忠尧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化装成乞丐，从北平步行一个多月，将清华大学的50毫克镭送到长沙的故事在网上传得纷纷扬扬，铺天盖地。打开百度搜索，相关结果竟有26万个之多。近来还有抖音在大讲特讲这个故事，影响面很大。而这些故事的来源盖出于岳南所著的《南渡北归》（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南渡北归》的《南渡》第一章“往事再回首”的“别了，北总布胡同三号”一节中写到：正在这时（指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突然来到梁（思成）家，神色紧张地对梁说自己刚从外地潜回北平，有约50毫克放射性镭还在清华实验室的保险柜中，这是自己从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学成归国时，卢瑟福博士出于对中国的好意特别赠送的。为了这一份全世界都禁运的极其珍贵的高能物理材料，赵忠尧历经艰难险阻，终于把它带回祖国。如今北平沦陷，日军已进入清华园，如果这个东西落到日本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为此他想到清华“铁杆”校友梁思成有一辆雪弗兰小轿车，决定找梁帮忙，一同进入清华园，抢救出这份关乎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科学珍宝。梁思成听罢，立即答应冒险一试。黄昏时分，梁、赵二人开车出城，冒着被日本军队和随日本人来到中国的高丽浪人打劫的危险，一路狂奔驶入清华园，进入显然是被日军骚扰过，散乱不堪、人去楼空的实验室，在特殊伪装的角落将装镭的铅筒启出。二人借着朦胧的夜色，驶出已变得阴森恐怖的清华园，躲过日军的盘查，伴着“咚咚”的心跳，返回城中。赵忠尧在一个偏僻的胡同下车后，携带这份珍宝悄然隐入夜幕不见踪影。在该书第30-31页中，岳南又继续写到：当初在北平夜幕中与梁思成分手的赵忠尧，把装镭的铅筒放在咸菜坛子里，夹杂在逃难的人群中间向长沙进发。为躲避日本军人和伪军的盘查，他绞尽脑汁，昼伏夜行，一路风餐露宿，几乎丢掉了所有的行李，只有手中的咸菜坛子与他形影不离，双手磨出了道道血痕。当破衣烂履、蓬头垢面的赵忠尧，在离北平一个多月后，拄着一根木棍，手提咸菜坛子，晃晃悠悠地来到临时大学办事处报到时，工作人员认为是一个乞丐未加理睬。待这个“乞丐”将坛子慢慢放下，声称要找梅校长单独说话时，梅贻琦正从内室出来送客。赵忠尧一生低沉沙哑的“梅校长”，梅贻琦先是一惊，继而泪水涌出了眼眶……岳南先生将赵忠尧运镭的情景描述得活灵活现，似乎十分真实。目前互联网上传播的有关故事，也是根据以上文字进行演绎，或添枝加叶而来的。

取镭并送到天津交给叶企孙的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实验员阎裕昌

阎裕昌，字锡五，1896年10月13日生于北京郊区，幼年曾读过几年私塾。1919年23岁进入清华学校，开始是一位普通工友，做些勤杂工作，1926年，阎裕昌进入理学院，成为物理系的实验员。他勤奋学习，认真工作，为教师准备实验仪器设备，配合教师为学生上课时进行实验演示，并为各实验室解决不同需要的交直流供电线路问题，得到了理学院长叶企孙教授的赏识。根据其业务能力上的进步，1931年夏阎裕昌被提升为仪器管理员，成为物理系一位负有专责的教学辅助人员。

1933年，叶企孙先生委托他的学生施士元在法国学习时从居里夫人那里买回来50毫克镭收藏在清华科学馆中。七七事变后，来不及把这块镭取出转移，日寇就已进入清华。清华师生大批离校，少数滞留在校内的教职工受命组成了保管委员会，阎裕昌担任了保管员，他同美籍教授温德等人一起挑起了保护校产的重责。叶企孙离开清华时，嘱咐阎裕昌伺机将镭源取出。阎裕昌深知镭的重要性，一旦被日寇发现，将会造成多么大的损失，他决心将其取出，转移到安全地方。

清华大学档案馆朱俊鹏在《日寇占领下的清华园》（见2010年9月28日清华新闻网）一文中说：阎裕昌是物理学系留守在校内的技术员，日寇想霸占物理系仪器设备，威逼他交出物理系各房间的钥匙。面对鬼子的淫威，阎裕昌铁骨铮铮，据理抗争，敌人恼羞成怒，对他拳打脚踢。阎裕昌被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为了不让实验室里保存的极贵重的稀有金属镭落入敌手，他竟冒着生命危险，在工人的配合下，将镭转移到家里。后设法送到天津，交给叶企孙教授，使它在西南联大的教学和科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叶企孙的学生、清华物理系教授虞昊先生所著的《叶企孙——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当代物理学的先驱》（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和他与黄延复合著的《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这两本书中，都有关于阎裕昌从清华取出镭源的记述。

阎裕昌烈士的三个儿子阎魁元、阎魁恒和阎伟在《怀念我们的父亲——阎裕昌烈士》一文中写道：七七事变不久，清华大学南迁，清华园不久即为日寇占据。敌人任意劫掠，惨不忍睹。当时有保管人员40余人，父亲是其中一员。就在敌人毫无人性残暴的鼻子底下，父亲冒着极大生命危险，将物理系极贵重的稀有金属镭转移到家中，然后转到天津，运回西南联大，为教学科研提供了物质设备。据阎裕昌长子阎魁元生前向其子女阎禄德、阎美红叙述：1937年8月底的一天，黄昏时分，阎裕昌走近日军占据下的清华园科学馆大楼，经过日军的岗哨时，出示“清华留守人员证件”，要进楼取东西。岗哨让他进去后，他迅速开门，很快从地下室取出装有50毫克“镭”的铅筒。走上二楼后，再悄悄打开一扇窗户，窗外的杂草中，工人任春寿头戴破草帽，身背一筐草，手持镰刀等候，阎裕昌用一根绳子将装有金属镭铅筒的小盒子拴好，吊往窗子下面。楼外的任春寿接住系下的盒子，放在大筐里用草埋藏，背着大筐趁着暮色快步离开学校。阎裕昌从实验室随便拿出几本无关紧要的物理教科书，走出大楼，在校外约定好的地点与任春寿接头后，拿过铅筒即分手。此事经阎禄德最近向任春寿的孙子任永培、外孙女程曦核实，他们也都记得父辈说过爷爷生前帮助阎裕昌从科学馆取镭的事情。阎裕昌将其带回自己家里——成府沟沿2号的一个破旧的院子，找了个破瓦罐把金属“镭”铅筒放进去存放，放在不起眼的墙角，用碎砖盖好。过了几天，阎裕昌化装成乞丐，一手拄根木棍，一手提着破瓦罐子（内装铅罐），从北平出发，开始向天津行进（当时叶企孙教授身在天津，住在清华天津同学会，承担帮助部分教师从天津转移南下和保护学校资产任务）。为了躲避敌人检查，他不能坐火车，只能步行，沿途乞讨，晓行夜宿，住大车店，终于经河西务、杨村、北仓、北大关，到了天津市。阎叫来一辆人力车（天津人称“胶皮”），叫他拉自己拉到英国租界13号路戈登道19号去。当时在场的人有叶企孙、熊大缜、何水木。叶企孙见到阎裕昌后非常感动，一面接过装镭的铅筒，嘱咐人放到地下室去，一面让何水木带阎裕昌洗澡、换衣，中午招待他吃饭。

1938年，在叶企孙介绍下，阎裕昌化名门本中，进入冀中根据地，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生熊大缜等一起，因陋就简，研究生产炸药，制造手榴弹、地雷等武器，武装冀中军民。1942年5月初，敌人进行大扫荡，阎裕昌不幸被捕，遭受严刑拷打，但坚贞不屈，5月8日，在河北省安平县武莫营被敌人杀害，时年46岁。1946年夏，晋察冀军区根据阎裕昌的革命业绩和贡献，追授他“革命烈士”称号。现在清华大学大礼堂西侧的山坡上，树立着清华英烈碑，上面也铭刻着阎裕昌的名字。

华敦德南下将镭交给清华校长梅贻琦

这个镭源后来由叶企孙托美国教授华敦德南下交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关于华敦德运送镭的文献资料很多：在前述虞昊先生所著的《叶企孙—中国科学院院士，当代物理学的先驱》第221页有明确的记载：有一批职工留在平、津听从叶企孙的安排指挥，一方面保管清华财产，另一方面设法在日寇眼皮底下把可以转移的财物、档案陆续运往长沙，例如放射性镭源就是一例，叶企孙派阎裕昌从科学馆偷出来后，亲手交给华敦德，赶到南京交给了梅校长。同时还交上一张叶企孙托他带去的30万美金即期支票。冯·卡门的回忆录说：“这是当时清华的全部财产，还有贵重无比的镭放射源，带这两样东西能透过日军的重重检查跑出来，真需要大智大勇。”清华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教授朱克勤说：华敦德（Frank Wattendorf）是著名的科学大师冯·卡门的学生和得力助手，是研究风洞与飞行实验的第一流研究人员。1936年来华，在清华大学担任空气动力教授，帮助清华大学在南昌设计了一座口径为15英尺的大型风洞。华敦德博士对清华的贡献不仅限于航空学科建设，他还受叶企孙、吴有训教授的密托，不畏艰险，利用美国公民的身份，避开日本军队的盘查，将一大笔校款和镭等贵重物品，带到南京，亲手交给了梅贻琦。不幸的是，1937年底，华敦德不幸突发半身不遂，不得不提前结束在清华的聘期，返回美国治疗。华敦德1986年去世，享年80岁。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金富军先生说：随着北平局势日益严重，华敦德南下去南京，受叶企孙、吴有训等教授秘托携带30万美金支票和一小盒镭锭，免遭日军查验。他顺利完成此项重要任务，交给梅贻琦校长保管。华敦德旅途中即感觉不适，带病由南京勉强转南昌，送往南昌医院检查发现半边面部和嘴眼动作不调，下肢不能动弹。南昌医院条件差，航空研究所紧急请求江西公路局局长萧庆云校友，借用大汽车一辆，又请内科医生伴护，到长沙湘雅医院。经证实患半身不遂症，梅贻琦校长与顾毓琇院长均在场探问。经过久治无效，12月圣诞节左右，清华包租欧亚航空公司专机，将华敦德教授送往香港，乘船返美。曾任清华工学院院长和航空研究所所长的顾毓琇先生写道：（1937年）九月初，华敦德携带镭到长沙，后抵南昌，患风瘫病，乃派专车接来长沙，住湘雅医院。十二月中，专机赴港，乘轮赴美，二年后方能起床行走。此外，在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张捷迁（当时清华航空组助教）和盛健（当时清华航空组学士）的文章中也写到：七七事变（1937年7月7日）后，北平陷于敌手，清华叶企孙代理校务，校内存美金支票30万元及宝贵镭等。恐慌中，委托华教授秘带运交南京梅校长保存。由以上资料可见，叶企孙委托华敦德将镭源交给梅贻琦校长的事实是可以确认无疑的。《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一书也提及：赵忠尧做科研所必要的镭源，这在国内的大学都是罕见的，是叶先生托物理系1级毕业生施士元从他的导师居里夫人那里买回国的。抗战初，是阎裕昌冒着极大危险与他人一起，从日寇眼皮下携出这个镭源来，而后由叶企孙托美国教授华敦德携至南昌，华敦德因受到辐射伤害而患风瘫，阎裕昌显然也受到伤害。

而在《南渡北归》的《南渡》一书第512页，岳南先生引用的参考文献中也有这本书，说明他是看过这本书的，但不知道他为何没有采用以上记述。

赵忠尧取镭运镭的说法不可信

赵忠尧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对核物理科学的贡献很大。但七七事变后他并没有参与在清华取镭和转送的工作，原因是他没有时间和机会做这件事。他的长女赵维志在2019年9月11日《北京青年报》上发表的《春城曾呼唤 我心向往之——著名核物理学家赵忠尧之女回忆在西南联大度过的童年时光》一文中回忆当年赴昆明的往事：1937年，我五岁，我们家住在清华大学清华园西院31号，记得邻居有吴有训、杨武之、周培源、熊庆来等先生。一天清早妈妈给我换上漂亮的连衣裙、小皮鞋，她右肩背了一个包，左手紧紧拉住我，我的父亲赵忠尧提了一只皮箱紧跟在后面，我们三人出校门，准备进城参加任之恭伯伯的婚礼。突然听见小学校传来了清脆的童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歌声又是那样的悲伤。我们匆匆上车直奔西直门，战事吃紧，风声鹤唳，人们还得生活啊。我们参加完任家的婚礼出来，大街上寂静无声，空无一人，西直门已经城门紧闭，我们回不去清华园了，就此改道直奔前门火车站，先坐火车到天津南开大学邱宗岳伯伯家暂住两天，然后南迁，开始了逃亡之路。我们决定从海道赴滇，先行水路。海关边检，好不容易过了关，向云贵高原进军，上了七十二弯的环山公路，搭上了一辆军用卡车，司机座旁是两位荷枪军人。我们看到路旁坠下山崖的车子，真是心惊肉跳，那些多是发生车祸或被土匪抢劫后推下的车辆。数日奔波后，到了春城昆明，来接站的是熊庆来夫人。熊庆来是父亲在南京东南大学上学时的老师，1937年6月刚被龙云调到昆明云南大学当校长，我们都称熊夫人为太师母，父亲也是应熊校长之聘，到云大物理系教学，所以我们家于1937年先期到达昆明。太师母请我们吃大碗过桥鸡枞米线，上面飘着满满的红色油花，这是我第一次吃米线，也是所吃过的最好吃的一次。而赵忠尧本人在回忆录《我的回忆》中，关于七七事变后到昆明的经过只有简单的几句话：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京无法安身，我们全家便辗转南下到昆明。第二年，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共同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大，我便在那里任教，前后呆了八年之久。赵先生这里说的是全家，包括他们夫妇和女儿共三人一起南下到昆明的，也说明赵先生不可能单独一人化装成乞丐步行到长沙。那么赵忠尧夫妇和女儿是在哪天参加任之恭夫妇婚礼的呢？据任之恭的回忆，是在1937年7月27日。他在《一个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中说：我们把婚礼定在7月27日，完全忽视了卢沟桥事变的意义，而且确实没有预料到即将接踵而至的麻烦，回想起来，至少在我来说，选择这一日期实在太莽撞了（该谴责的是我，而不是我的未婚妻）。

由此可见，赵忠尧一家在7月27日就离开北京，到天津后走水路去昆明了。他们家到达昆明是比较早的，赵忠尧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聘，先在云南大学任教，待1938年4月，由清华、北大 、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的师生全部到达昆明，他才转入联大。所以，赵忠尧是没有时间和机会参与取镭和运镭的工作的，岳南说赵忠尧到长沙临时大学“报到”， 也是不可能的。综上所述，1937年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的镭源是由物理系实验员阎裕昌在工人任春寿的配合下，从科学馆取出，先在居住地成府沟沿2号隐藏，然后从北京送到天津交给叶企孙先生，再由叶企孙先生委托美国教授华敦德带到南方交给梅贻琦校长的。由于事情已经过去多年，当事人均已离世，有关文献资料缺乏，本文仅对此事的经过进行了一些初步考证，一些具体细节（如交接镭源的时间、地点等）还不够清晰和准确，希望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和补充。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金富军、梅贻琦研究专家钟秀斌、学者李应平以及任春寿的后代任永培、程曦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