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崛起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英国崛起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假如你活在16世纪，有人跟你打赌。问三百年以后，欧洲哪个国家会成为世界的主宰。

你多半会押西班牙。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西班牙从美洲运回了海量的黄金和白银，仅1540年到1650年这一百来年，就从美洲运入一万八千吨白银和两百多吨黄金。它的无敌舰队横行大西洋，有上百艘重型战舰，船员超过三万人。

你也可能押法国。西欧最大的人口大国，一千六百万人，是英国的三倍多，军队规模远超英国，凡尔赛宫是当时全欧洲都在模仿的权力中心。

你还可能押葡萄牙。1494年，葡萄牙和西班牙签了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在地球上画了一条线，把全世界的新土地一分为二，这种气魄，当时的英国想都不敢想。

荷兰也不错。虽然国土狭小，却有一万五千多艘商船，垄断了波罗的海的粮食运输，把波兰的谷物、瑞典的铁、挪威的木材运往全欧洲，阿姆斯特丹是欧洲的金融中心，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当时全世界资本最雄厚的商业组织。

总之，你不太会押英国。

那时候的英国，又冷，又偏，人还少。全国四百万人不到，伦敦的人口也就二十来万。

整个国家的家底，就是养羊、剪毛，把羊毛卖给佛兰德斯的纺织作坊，换回别人的工业品。

谁能想到，三百年后，英国最强。

19世纪，这个岛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它的煤炭产量约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二，生铁和棉布约占一半，从机器、布料到铁轨，英国货铺向了全世界。

而同时期，西班牙的国力早已衰落，法国的财政在连年战争中反复透支，葡萄牙从来没有像样的本土工业，荷兰被大陆战争消耗得疲惫不堪。这几个当年不错的国家，从经济总量、工业产出、全球影响力上看，都和英国不在一个量级上了。

更不要说，从印度到非洲到加勒比，到处插着米字旗，它的殖民地比本土大几百倍。

那时，英国，成了世界的老大。

它是怎么做到的。

1215年，一群贵族逼着国王约翰签了一份鼎鼎有名的文件：《大宪章》。

国王约翰为什么会被逼着签文件呢？因为他没钱了，横征暴敛让贵族受不了了。

他和法国国王腓力二世争夺大陆上的领地，结果诺曼底丢了，安茹丢了，曼恩和都兰也丢了。祖上亨利二世攒下的家底，在他手里几乎全部丧失，当时人们称他为「失地王」。

钱烧光了，约翰就加税，今天加免兵役税，明天加遗产税，后天又搞新名目，贵族们受不了了。

那年春天，几十个贵族带着自己的武装进了伦敦。约翰手里没兵对抗，只能很屈辱地坐下来谈。

6月15号，在泰晤士河边一片叫兰尼米德的草地上，约翰用王玺盖了章，文件生效。这份文件用拉丁文写的，一共63条。

既然是逼着签的，那肯定对贵族有利，《大宪章》里面很多内容都是对贵族特权的保护，比如继承税怎么收，国王不能随便圈林地等等。

其中有很重要的两条（第12条和第39条），对英国的未来有深远的意义。

第12条规定，国王要想加税，得经过全国贵族普遍同意，怎么个方式呢，得有一个正式的协商过程。

在约翰之前，虽然没有书面的形式，英国的国王里也有这个传统习惯，国王向封臣额外要钱，是先征询意见的。当时有一句谚语：「涉及众人之事，须众人同意」。但约翰不征求意见就直接加税。贵族们很恼怒。

所以，这次一定要用书面条文的方式明确下来，除了三种传统封建协助金例外（国王赎身、长子封骑士、长女出嫁），其他的开支，要商议才行。具体而言，国王要写信通知教会、大小贵族，提前40天说清啥事，到时现场表态（在第14条里规定）。

虽然这条后来被删掉了，但它在现实政治中留下了一个固定习惯：国王要加税，就得找贵族开会商量。这个习惯活了下来，50年后，形成了议会的雏形。

第39条规定，任何自由人，未经同级贵族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国王不得对他动武，也不得派人去对付他。

在这以前，英格兰的封建法庭也有这个传统，贵族的案件由同级贵族来审，国王不能随便派个官吏就定罪没收地产。但这些规矩只约束封建法庭，不约束国王本人。约翰经常绕开封建法庭，直接抓人、抄家、流放贵族，不需要任何审判程序。

这条基本上奠定了英国保护自由人私产的传统。

当时，自由人是指贵族、骑士、城市市民、自由农，但不包含农奴，而1215年的英格兰，农奴大概占总人口 40‑60%。

这次是把这个规矩绑到了国王身上。国王本人，不能不经过同级审判或本国法律，就去抓人、监禁、剥夺财产、出兵加害。

这削减了国王的权力，国王从心底不愿意，约翰签完不到三个月就反悔了，教皇也宣布大宪章作废。

但这对于贵族而言，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贵族们认为，以后对国王，还可以这么做。

这之后的漫长四百年里，国王总是想扳回来。

从1215年到17世纪初，大宪章被重新发布和确认了几十次，几乎每换一任国王，贵族就要逼他再确认一次。

约翰死后，他的儿子亨利三世在位期间，贵族再次起兵，逼着他签了《牛津条例》，规定国王必须定期召开议会。

1295年，爱德华一世为了筹措对苏格兰和法国的军费，召开了「模范议会」，召集了各地贵族、主教、各郡骑士和各城市市民代表，确立了议会的基本形式。

到14世纪，骑士和市民代表开始单独开会，形成了下议院，贵族和主教组成了上议院，议会从国王的咨询会变成了独立的立法机构。

都铎王朝时期（1485年到1603年），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虽然权力很大，但在征税问题上都很克制，基本走议会的程序。这是因为他们明白，不经议会同意就征税，成本太高，得不偿失。

伊丽莎白一世在位45年，在加税问题上和议会发生过几次小摩擦，但从来没有绕过议会强行征税。

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驾崩，她没有子女，远亲詹姆斯从苏格兰来到伦敦，继承王位，成为詹姆斯一世。

詹姆斯一世坚信君权神授，认为国王的权力直接来自上帝，于是多次和议会发生冲突，主要争议点还是那个老问题：国王能不能不经议会同意就征税。詹姆斯一世说，「君主制是世界上最崇高的东西。国王就是法律。」

1625年，詹姆斯一世去世，次子查理一世继位，查理一世比他父亲还要坚信君权神授。1629年，由于议会不给他钱，他把议会关了，一关就是11年。

这11年里，他自己征税，自己立法，不跟任何人商量。船税这种东西，本来只在沿海城市收，战时才收，结果他把船税推广到内陆地区，和平时期照收不误。乡绅约翰·汉普登抗税，被告上法庭，虽然国王最终赢了官司，但全国的反感情绪已经到了沸点。

越往后，地方士绅越是大规模抗缴，查理一世的收入就很不稳定，他又没有常备陆军（17世纪英国有一条很强的政治禁忌：和平时期国王不能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常备陆军），撑到1640年，财政再也撑不下去了。为了钱，查理一世只能重开议会。

议会一开，旧账全部被翻了出来。议员们说批钱可以，但你得先把这些年的违法行为交代清楚。查理一世盛怒之下，带兵冲进下议院，要抓五个带头的议员。议员们早已得到消息，提前撤了。

这件事之后，局面再没有回旋的余地。1642年，国王和议会各自拉起军队，打了一场内战。

议会那边组建了一支全新的军队，叫「新模范军」，克伦威尔是这支军队的主要推动者，也是其中最能打的将领，他亲自统领的骑兵纪律严明、作战凶猛。在1645年6月，新模范军把国王的军队彻底打溃。查理一世随后被俘。

然后就是公开审判国王，查理一世坐在被告席上，从头到尾不认罪。他质问法官，你们有什么资格审判自己的国王。

法官布拉德肖回答：国家最高权威属于人民，由下议院代为行使，国王只是人民的受托人，所以可以审判。

1649年1月30日，伦敦白厅外面搭了一个黑色的台子。那天极冷，查理一世穿了两件衬衣，他冷得发抖，被当众斩首。

之后就是克伦威尔执掌权力，但他死后军队内斗，国家再次陷入动荡。1660年，议会又把查理一世的儿子请回来，复辟了斯图亚特王朝。

新国王查理二世吸取了教训，在位期间行事相对克制。但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一继位，又开始麻烦了。

詹姆斯二世的目标很明确，英国要重新信奉天主教，建立绝对君主制。

詹姆斯二世信天主教，这在一个新教国家里是极大的麻烦。

第一，英国已经信奉新教超过一百五十年了。16世纪，亨利八世因为离婚纠纷跟罗马教廷决裂，建立了英格兰国教会，从那以后英国就是一个新教国家。教会、大学、政府，从上到下全是新教徒。

第二，天主教徒效忠的最终对象是罗马教皇，教皇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外交关系，还是法国的盟友。大家担心一个天主教的国王，会把英国弄成法国的附庸。

第三，英国上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君主是玛丽一世，也就是「血腥玛丽」。她在位五年，烧死了将近三百个新教徒。这段记忆很恐怖。

詹姆斯二世把天主教徒安插进军队、政府和大学，宣布信教自由，还把常备军从六千人扩到三万多，驻扎在伦敦周围，议会感到了真实的恐惧，国王会不会派兵抓人？

议会在等，等詹姆斯二世去世之后，王位传给他信奉新教的女儿玛丽。然而，指望落空了。

1688年6月，詹姆斯二世的王后生了一个儿子。王后也信天主教，这意味着未来的国王还会是天主教徒。

连支持国王的托利党也坐不住了，他们和辉格党一起，决定换一个人当国王，两个党派中最重要的七个人，后来被称为「不朽七人」，联名向荷兰的奥兰治亲王威廉发出了一封邀请信。

威廉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婿，信奉新教。「不朽七人」请求威廉率军前来英格兰，帮助他们保卫新教信仰与王国的法律和自由。

1688年11月，威廉带着一万五千人在英格兰西南部登陆。詹姆斯二世发现，军队叛了，大臣跑了，连他自己的女儿安妮都跑到威廉那边去了。他彻底垮了，一个人逃往法国。半路上被渔民截住送回伦敦，威廉也没有为难他，故意放他走，让他流亡海外。

这场变故，没流一滴血。后世把这叫光荣革命。

威廉要当国王，得签一个文件：《权利法案》。

1689年签署的《权利法案》规定：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必须经过议会；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能征税；和平时期不能维持常备军；议会的选举必须自由；议员在议会里说的话，外面任何法庭都不能追究；天主教徒，不得继承王位。

这就把国王的权力给绑住了。

而同时期的欧洲其他国家呢，都在往绝对君主制走。

法国的路易十四，把全国贵族都收到凡尔赛宫里盯着，大权独揽，说「朕即国家」。俄国彼得大帝搞改革，谁反抗就杀谁。普鲁士同样在收紧权力，军队和官僚全部抓在国王一个人手里。

英国却在限制国王的权力，保障贵族和自由人的权益，当然，这个限制，是反复斗争的结果。从1215年到1689年，历经400余年，英国把一个原则刻进了国家的法律：不能随意加税，保护私产。

这个原则给英国的最大影响是什么？自由人的安全感增强了。

没有这个原则，国王可以强行借款、没收商人财产、赖掉王室债务，商人、资本家不敢大规模借钱给王室。

有了这个原则，征税权握在议会手里，国王不能随意征税；王室债务变成国家国债，王室欠的钱，由议会担保还钱。

这就让自由人感觉安全多了。

以前不敢投的钱，敢投了；以前不敢贷的款，敢贷了；以前不敢签的十年长约，敢签了。以前要花一半精力防着国王抢钱，现在不用了，可以专心搞投资和生产了。

而且，由于国王都要守法，整个国家的信用体系增强了，合同能真正依法执行了。

英国是普通法系统，法官判案看的是先例，不理会国王和权贵的脸色。你签一份合同，对方耍赖，就可以去法院申诉，法官会按照几百年来攒下的判例来判决，国王也不能让法官改判决。

这样，人就敢跟不认识的人做生意了，不需要花好几年培养感情和建立信任了，合同只要签了，心理就有底了。

做事的成本大幅下降，很多想做的事，以前难度大、不好做，现在都能做、都敢做了。

产权与信用这套制度，使得工业革命有了长期资本的支持。

我们知道，工业革命是依赖于科技发明的（比如飞梭、珍妮纺纱机、蒸汽机这类技术），这些技术，不光英国有，当时的欧洲大陆，也有人在同步探索。

但要把一项发明变成赚钱的生意，需要搞研发、买机器、建厂房、养工人，这就需要大量资金了，有人敢投资，科技才能成产业。

旧制度下的英国，国王随时能增税、财政反复破产，有钱人不敢把身家押进去。现在，有了稳定的产权与信用制度，科技发明就能大放异彩。

1624年，英国出了一部法律，叫《垄断法》（意在废除国王滥发的各类垄断特权）。名字略显奇怪，但里面有一条极其要紧：你搞出一个新发明，政府给你一段时间的独占权。这段时间里，只有你能靠这个发明挣钱。

这就是现代专利制度的起点。

有专利保护，企业家就有更意愿创新了，因为创新出来的东西能独占赚钱了。

你想，你花了十年，搞出一台新机器，刚一上市，就有人做了一模一样的，卖得比你还便宜，谁还会有动力继续投入。专利制度，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让人们安心搞发明、搞创造。

1712年，纽科门发明了第一台实用的蒸汽机，它最初唯一的用途就是给煤矿抽水。这是因为早期煤矿开采深受地下水困扰：矿坑一旦挖到地下水位以下，水就会不断渗出来，用人力或畜力提水，成本极高，很多富煤矿就因为水排不出去而被迫废弃。

纽科门蒸汽机出现之后，局面发生了根本改变。一台纽科门蒸汽机，每小时可以燃烧约两百磅煤，产生的动力相当于几十匹马同时工作，而且不知疲倦。以前靠人力和畜力根本抽不干水的深矿，现在可以挖了。

于是，英国的煤产量开始急速攀升。1700年，英国年产煤约三百万吨，到1800年，这个数字涨到了一千一百万吨。英国一个岛的煤产量，超过了当时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

1763年，格拉斯哥大学让数学仪器制造师瓦特修一台纽科门蒸汽机的教学模型。瓦特在修机器的时候发现，这台机器效率很低，活塞每推动一次，汽缸就要用冷水冷却一次，然后再用蒸汽重新加热，大量热能白白浪费了。

1765年，瓦特在格拉斯哥公园散步时，突然想到一个方案：把冷凝器从汽缸里分离出来，让汽缸始终保持高温，冷凝单独在另一个容器里进行。这就是「分离式冷凝器」，蒸汽机的热效率一下提高了四到五倍。

但把构想变成可用机器需要大量资金。瓦特在格拉斯哥大学虽然有数学仪器制造师的头衔，但他不是大学的正式雇员，收入完全来自修理仪器的费用，而且修理的活儿忽多忽少，很不固定。他的收入无法维持蒸汽机的改进研究，瓦特找到炼铁厂老板罗巴克，罗巴克决定出资支持实验，换取专利分成。

瓦特本来对申请专利并不积极，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蒸汽机还不够完善，是罗巴克坚持要他去的。1768年8月，瓦特赶到伦敦，在专利局奔波了将近六个月，走完了复杂的申请流程。1769年1月，瓦特拿到了编号为913的专利，专利名称是「减少蒸汽机蒸汽和燃料消耗的有效方法」，保护期14年。

不幸的是，1773年，罗巴克生意破产，资助没有了，瓦特此前为研发早已举债，还垫付大量试验费用，研究不得不停滞下来。

当时没有精密机床，像气缸、铜管、冷凝器这类金属部件都要找工匠手工铸造加工，大件金属器件成本很高，一次次试验迭代，不少零件做完就直接报废，研发非常耗钱。

1775年，伯明翰的企业家马修·博尔顿注意到了瓦特的专利。博尔顿经营的索霍工厂，是当时英国技术水平最高的金属加工厂之一，博尔顿替瓦特偿还了债务，并邀请瓦特迁居伯明翰，给他提供厂房和工人，条件是分享专利权。

博尔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游说议会，把瓦特的专利保护期从14年延长到25年。1775年，议会通过了《火机法案》（Fire‑engine Patent Act），瓦特的专利保护期延长到了1800年。议会内部也有反对声音，部分议员担忧这会制造过度垄断，损害矿山业主的利益，但议案最终获得通过。

此后十余年，博尔顿持续出资，前后投入超过四万英镑（相当于今天数百万英镑），项目多次遇到技术难题，博尔顿自身也数次面临资金紧张，但始终没有撤资。到1800年瓦特专利到期时，两人的工厂已经产出近五百台蒸汽机，遍布英国各地矿山与工厂。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博尔顿自己说得很直白，他投瓦特，就是因为专利能保证独占利润，否则他不会冒这个风险。博尔顿原话的大意是：只为三个郡生产蒸汽机我看不上，但如果能让全世界受益，就非常值得去做。

没有专利法，瓦特的研究就得不到资助，很可能半途而废。即便有人资助，做出来了，资助人也可能赚不到大钱。专利制度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它让创新有了商业投资。

1765年前后，住在伯明翰附近的一些人开始定期聚会，讨论科学和技术。他们固定在每个月的月圆之夜碰头，后来被称为月光社。瓦特是成员，博尔顿也是，陶瓷大王韦奇伍德也是，还有提出早期演化猜想的伊拉斯谟斯·达尔文（他就是进化论提出者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发现氧气的普里斯特利，医生、化学家、发明家、工厂主坐在一起，讨论最新的技术想法。

月光社能搞起来，真正的原因是，英国的工商业崛起，造就了一批富裕的中产精英：工厂主、名医、工程师，他们在聊自己最感兴趣的内容：科学和技术。落脚点则是如何改良机器、改进工艺，提高生产力，没有什么比创造生产力更能让他们兴奋了。

18世纪中期，英国一年批准的专利只有几十项，到了19世纪中期，一年4500项。这些专利，进了工厂，变成机器，变成了产品，变成了一船一船往海外运的货物。

合法权利一旦保护住，就无法阻挡企业家和自由人对抱负追求的熊熊烈火了。

一旦可以放胆搞发明创造，一旦可以放胆搞机器挣钱，工业革命就会不可避免的到来，因为只要人愿意，人的智慧足以发明出来他们想要的生产力。

1733年，凯伊发明了飞梭，织布的速度快了一倍。1764年，哈格里夫斯搞出了珍妮纺纱机，一个人同时能纺八根纱。1769年，阿克莱特取得了水力纺纱机的专利，这种机器纺出的纱线比珍妮纺纱机更结实。1771年，他在德比郡的克罗姆福德建起了世界上第一座水力纺纱厂，靠河水的力量来驱动整排机器，不再依赖人力或畜力。

纺织机靠水力，工厂就只能建在河边，枯水期怎么办，河水结冰怎么办？蒸汽机解决了这个难题，蒸汽机烧煤，产生蒸汽来驱动活塞，煤可以运到任何地方，所以工厂不再被河流的位置限制，可以在任何地方建厂。

到19世纪初，英国到处是烟囱，曼彻斯特的棉纺厂、伯明翰的铁工厂、谢菲尔德的钢厂，浓烟滚滚。这些烟囱下面烧的都是煤。那时，污染严重，日光昏暗，街巷蒙着一层黑垢，肺病盛行。直到 1956 年出台《清洁空气法案》，历经数十年整治，到 80 年代才基本驱散煤烟阴霾。

蒸汽机成为刚需。蒸汽机需要铁来制造，需要煤来燃烧，这就需要大量的铁和煤。18世纪前，英国的铁是用木炭冶炼的，靠木炭燃烧产生高温把铁从矿石里还原出来。但英国没有那么多木材，铁产量一直上不去，每年也就两三万吨。

1709年，亚伯拉罕·达比父子搞出了用焦炭炼铁的办法，铁产量从1720年的两万多吨，涨到1800年的二十多万吨。至于煤，英国本来就有大量煤炭资源，而蒸汽机又能帮助挖煤。英国的煤产量，在1700年到1800年间翻了三倍，到1850年，相比1800年，又翻了五倍。

有了铁，有了蒸汽机，把蒸汽机装在铁轮子上，就是火车。1830年，利物浦到曼彻斯特铁路通车，这是世界上第一条城际客运铁路。此后二十年，英国铺了将近一万公里的铁轨。货物从工厂到港口，再也不用靠马车慢慢磨了。

这里面每一步进展，背后都是雄心和进取心，赚钱的雄心，提高生产力的进取心。

如果没有产权保护，没有对财产安全的信心，一个有雄心和进取心的人，可能不敢、不能、不愿去当企业家，这些技术不会被开发出来，因为如果缺乏资金支持，即便一个有钱有闲的人，出于自己的兴趣开发出来，也很难被应用和推广，这些技术会被闲置、浪费，不可能产生上面所描述的生命力。

只要有一个安全可持续的创业环境，创造家和企业家就会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1851年，伦敦办了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在水晶宫里把英国的机器、火车头、枪炮、纺织品一字排开，给全世界看。来看的欧洲人回去跟本国政府报告说，英国的工业化已经远远跑到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前面。

那个时候，英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已经是全球第一了。

生产力大发展之后，紧接着就是产能过剩问题。

十九世纪，英国全境人口不过2000万左右，国内市场没有那么大。货物堆在仓库里卖不掉，工厂就得关门，工人就得失业。

怎么解决。卖到全世界去。

这里面有一个因果链条：大宪章和光荣革命确立了制度，制度降低了政府借钱成本，低成本养出了强大海军，海军打开并保护了全球市场，全球市场又反哺了英国的工业和财富。

先有制度信用。光荣革命以后，议会管着钱袋子，国王不能赖账，政府的财政承诺在法律上有保障。这份信用的根基是制度，不依赖某一任国王的人品。议会、法律、纳税人，三重担保。

制度信用带来了低成本融资。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它的核心业务就是替政府发行国债。因为有制度信用做后盾，投资者相信英国政府会按时还钱，所以愿意接受很低的利率。英国政府借钱的利息常年维持在3%左右。

低成本融资养出了海军。要知道，英国王室借了钱，主要花在养海军。海军的用途很直接：打仗，争夺殖民地，保护贸易航线。英国商人的海外贸易和殖民投资，背后都需要国家力量背书，而英国国家力量的直接体现，就是海军舰队。

法国借钱成本是英国的两倍。打一场仗，同样的军费，法国的利息支出比英国高一倍还多。法国借同样的钱只能养一支舰队，英国能养两支。英法打了上百年，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到七年战争到拿破仑战争，每一场都是财政实力的比拼。打到后来，法国的财政率先崩溃，大革命随之而来。而英国的财政，仍能支撑，因为英国有工商业带来财富，有议会理性计算财政。

除了打仗，海军可以打开全球市场，用武力迫使别国接受英国的贸易条件。最典型的例子是鸦片战争。1839年到1842年，英国以中国禁烟损害英商利益为由，派出舰队攻占了广州、厦门、定海、镇江，直逼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割让了香港，还要求中国赔偿两千一百万银元。英国还迫使中国不能自主设定关税税率，英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被压到了极低。

一样地，19世纪，英国海军在全球范围内用同样的手段，逼迫拉丁美洲、奥斯曼帝国、暹罗、日本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核心条款都一样：开放口岸、降低关税、治外法权。英国的军舰在全球航线上巡逻，保护英国商船，英国政府等于给每一个英国出口商免费上了保险。

到了19世纪，大英帝国的版图跨越全球各个时区，从早到晚都有领土处于日照之下。这些殖民地提供原材料，印度的棉花、加勒比的糖、北美的木材，拉回英国，工厂加工成成品，再卖回这些殖民地，也卖给全世界。

到19世纪中后期，全世界贸易的将近四分之一是用英镑结算的。英国的出口占到全球工业品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一个小岛，成了全世界的工厂。

前面讲的，是制度如何催生了工业、金融和贸易。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

另一半同样真实：英国的财富，不仅来自制度和技术，也来自对本国农民的剥夺、对海外殖民地的武力征服，以及横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

从15世纪末开始，英国的地主发现，把农田圈起来养羊比种粮食更赚钱，因为羊毛可以卖给佛兰德斯的纺织作坊，价格比粮食高得多。他们用篱笆、沟渠把农民世代耕种的公地圈占为私有，把农民赶走。农民失去了土地，变成无产者，不得不涌入城市，进入工厂，成为最早的产业工人。这个过程持续了三百多年，到18世纪末，英国的自耕农阶层基本消失了。

这绝不是什么温和的城镇化。这是一场持续数百年的暴力剥夺。当时的农民向国王控诉领主约翰·波米尔的呈文，记录了以下行为：波米尔率领打手包围农民的家，手持刀剑和木棒，打破大门冲进去，有些房屋被直接拆毁，有些被放火烧掉，田地和果园一并被夺走。农民如果不愿意离开，就会被投入监狱、毒打、致残甚至杀害。

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涌入城市，变成流浪者。16世纪的伦敦，数万人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他们生存条件恶劣，死亡率居高不下。

从16世纪末开始，英国在北美、西印度群岛、印度逐步建立起殖民地。在美洲，英国殖民者大量圈占了原住民的土地，建立的种植园生产烟草、糖和棉花。到19世纪中叶，印度已经成了大英帝国最重要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印度的棉花被运到英国加工成布，再运回印度销售，整个印度的手工纺织业，在半个世纪之内被连根拔起。

孟加拉邦的达卡，曾经是全印度最繁荣的纺织业中心，人口十五万。到1840年，英国驻印度总督本廷克的报告里写道：「达卡已从一个极繁盛的都市衰落到穷而且小了，草莽和疟疾迅速地侵占着这座城。」人口只剩两三万。他还有一句话被广泛引用：「纺织工人的白骨，把印度平原都漂白了。」

1750年，印度占全球工业产出的25%。到1900年，这个数字降到了2%。印度学者帕特奈克估算，1765年到1900年的135年间，从印度流向英国的财富总额，折合今天的美元大概是六十四万亿（尽管这个数字存在争议）。

1662年到1807年间，英国商船从非洲西海岸贩运约三百四十万非洲人到美洲。奴隶被送往加勒比种植园生产糖、咖啡、棉花，贸易利润回流英国，转化为工厂资本、银行存款与贵族财富。

这段横渡大洋的航程称作「中间航道」，耗时六到十周。奴隶被镣铐禁锢在不到半米高的船舱夹层，生存空间仅略大于棺材，舱内污秽拥挤，痢疾、黄热病大肆传播，海上死亡率达20%，死者甚至病重活人常会被抛入大海，约十分之一船只发生奴隶暴动，却几乎都以失败告终。

这就是英国崛起自带的原罪，法律的权利保护只是给了英国本土的自由人，不包括殖民地的原住民，不包括非洲的奴隶，甚至不包括英国本土那些被圈地从土地上赶走的农民。少数人的富裕，建立在大多数人贫困的基础上。

如果一套制度的优越性只惠及一部分人，而以另一部分人的被剥夺为代价，那么这套制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大宪章虽然是一种进步，但保护的人有限。大宪章保护的自由人，指的是贵族、骑士、自由市民、自由农，加在一起不过全国人口的40%。因为大宪章是强者逼着国王签的，当然有利于强者，而弱者是强者利用的对象，只能是被有限地考虑。

但是，一旦一个原则被写进法律，后来的人就有了据理力争的支点。

1832年，英国通过了《改革法案》。背景是工业革命造就了大量的中产阶级（更多是工厂主和商人），他们手里有钱，但在议会里没有代表。他们的口号是：「无代表，不纳税。」经过激烈斗争，改革法案把选举权扩大到中产阶级男性，但工人和农民仍然被排除在外。

工人当然不满意。1838年到1848年，英国爆发了宪章运动，上百万工人在请愿书上签字，提出六条要求：所有21岁以上男性都有选举权、取消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无记名投票、议员领薪水（这样工人也当得起）、选区平等、议会每年改选一次。这次运动被镇压了，请愿书被拒绝，但从那以后，扩大选举权成了英国政治无论如何绕不开的议题。

1867年，议会通过了第二次改革法案，城市工人获得了选举权。1884年，第三次改革法案把选举权扩大到农村劳动者。1918年，所有21岁以上男性和30岁以上女性获得了选举权。1928年，女性选举权的年龄门槛降到和男性一样（21岁）。1969年，投票年龄降到18岁。

最终，法律对所有成年人一视同仁。

追求平等是写在人类基因中的天性，所以，最终，法律必然走向人人平等。

然而，这个走向平等，并不是统治者良心发现就会实现的，而是通过一次次运动和革命，争取来的。

1215年的大宪章，不让国王随意征税，国王无奈了，同意了，但很快就反悔了，撕毁了，然后就是四百年里的不断拉扯。

1688年的光荣革命，国王更加弱势了，《权利法案》让国王的权力更小了，议会掌握了财政大权。

这些法案，让不确定因素变小了，财产变得安全了，自由人敢做生意了，敢投长线了，搞发明的人有回报了，人们敢把积蓄投在项目上了。

英国的工业就这么起来了。纺织机、蒸汽机、铁和煤、铁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往上堆。不到一百年，英国坐稳了世界第一工业国的位子，它成了全世界的工厂。

金融和海军跟上了，政府能便宜地借钱，能养出全世界最强大的海军，海军抢来了全球市场，全球市场又反过来给英国的工厂下订单。

工业带来财富，财富带来新贵，议会里坐着的，越来越多是工厂主和商人。他们最清楚什么样的制度对自己最有利。他们成了维护这套制度最坚决的力量。

英国的崛起路径很明确，甚至很简单：签订制度、保护私产、投资创新、发展工业、开拓市场、积累财富、加固制度。

再看看那个时期的其他国家：法国有陆军，没金融，借钱成本是英国的两倍，打仗烧钱先把自己拖垮了。西班牙有白银，没制度，穷兵黩武，银子到了手就流走，工业到底没攒下来。荷兰有金融有制度，但国小体薄，战争扛不住。

英国不一样。英国的国王比较弱，虽然有几位比较强势，但总体而言，始终被贵族和议会牵制着。英国国王并不比法国国王更开明，只是英国国王打不过贵族，打不过，就只能谈，谈出来的东西写成条文，就成了制度。制度一旦确立，就不那么好推翻了。

英国从1215年大宪章到19世纪的工业霸权，中间经历了将近六百年，这六百年里，经常兵戎相见，反复拉扯，留下的最重要经验其实只有一条：只要让人们感到安全，只要让他们创业致富，他们就会爆发出无穷的创造力和创新力（出于人类逐利和探索的本能），生产力就会以爆发式的速度璀璨迸发。

作者：卫剑钒

时间：2026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