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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仪被武则天杀了,上官婉儿就不恨吗?

上官仪被武则天杀了,上官婉儿就不恨吗?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上官仪被武则天杀了,上官婉儿就不恨吗?

发现很少有回答谈到上官婉儿家族的具体情况。实际上,像上官婉儿这样以仇人为主上并加以服务的事情,在历史上并不少见,或许也是一个社会学上讨论规训与服从的好话题。但是就上官婉儿本人来说,她的家族情况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上述问题,因此补充一波。

《旧唐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一·后妃上》记载:

此处所谓中宗即位,其实是神龙革命后复位的意思。此后郑氏还有许多活动,甚至涉嫌参与卖官,同卷韦后传的部分记载是:

这条记事被放在景龙二年(708年)春韦皇后衣箱祥瑞事及其后的诸臣奉承之下,景龙三年(709年)冬中宗郊祀事之上。《资治通鉴·卷二〇九·唐纪二十五》系此事于景龙二年秋。

郑氏可能卒于景龙三年(709年),支持这种推断的证据有三,皆已由仇鹿鸣在《碑传与史传:上官婉儿的生平与形象》一文中指出。现进一步补述如下:

一是《宝刻丛编》卷八《京兆府中》的记载:

景龙三年为郑氏立此碑,且记载了可能表谥号的“节义”二字,可以说明郑氏去世不晚于此年。

二是中宗起复上官婉儿为婕妤的制书,即《起复上官氏为婕妤制》(载《唐大诏令集》卷二十五):

“起复”这个用语,本身就一般用在官员遭父母丧后重新起用的场合。此处所说的”顷罹创巨“,也是表达这种意思。考虑到上官婉儿之父上官庭芝死于四十余年前的中宗朝,这里所指的只能是郑氏之死。据此,郑氏应该去世于景龙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之前一段时间。

三是上官婉儿本人的活动,从《唐诗纪事》(其所引据的当是武平一《景龙文馆记》)来看,上官婉儿在景龙二年(708年)末的宫廷文学活动中相当活跃,但在景龙三年二月起的大半年中处于隐身状态,直到年末才又活跃起来(引文中加粗者是有证据显示上官婉儿参与者):

上述事迹中,昆明池赋诗、经上官婉儿评点后宋之问力压沈佺期一事,在年份上可能存在问题,但即使去掉这个事迹,上官婉儿至少在景龙二年十二月仍有活动。这中间将近一年的沉寂,应当与居丧有关。

综上,上官婉儿生母郑氏应当卒于景龙三年(709年),这个时间,比上官婉儿本人的在唐隆政变中被杀只早了一年,比武则天的去世则晚了三年。这就意味着,在人生的绝大多数时候(包括上官婉儿所经历的武则天的全部统治时段),上官婉儿并不是形影相吊的亡族孤女、灭门孑遗,她还有自己的亲生母亲,这位母亲很可能在宫中与她长期共同生活(郑氏离开宫禁的时间不详,但应该至少养育上官婉儿至其十三岁为才人之时),并且将自己的才华尽可能地传授给了上官婉儿。那么,如果上官婉儿如答主所说,杀死武则天为父报仇,她的母亲郑氏怎么办?如何让劫后余生的母亲免于因为自己的行动而遭受株连?[2]

上官仪被牵涉进的是谋逆大案,因此不少人以为上官家的男性成员全部被杀。但这不是实际情况。《旧唐书·卷八十·列传第三十》记载:

换句话说,上官仪的家族中明确被杀的是上官仪和上官庭芝,其余人等是”籍没“了。这些被籍没的人里,包括上官婉儿及其母郑氏这样的女眷,但也包括男性,因为上官仪还有子上官庭璋。下面是《元和姓纂》中的记载:

此处上官仪的男性后代,除了长子上官庭芝,还有次子上官庭璋,孙上官经野、上官经国、上官经纬(皆为上官庭璋之子),曾孙上官诏(华岳题名作上官沼)。同样的世系也见于《新唐书·卷七十三·宰相世系三》。至于他们的生存年代,也有旁证。比如《容斋三笔·卷十二》记载:

上官经野在天宝九载(750年)二月还在当鄱阳郡太守,而此时上距上官婉儿之生(664年)已经将近86年,距上官婉儿之死(710年)已经将近40年。我们不要忘记,上官经野是上官庭璋见载三子中的长子,与上官庭芝之女上官婉儿乃是同辈。他的出生,显然比上官婉儿晚的多;这也进而意味着,他的父亲上官庭璋一定是躲过了麟德元年(664年)的诛灭之祸,惟其如此,才能在多年后生下上官经野等三个儿子;更进一步的推论则是,上官庭璋作为上官仪幼子,在家族遇难的时候应该年纪很小,由此才能免于诛戮。[4]

又如《碑版文广例》卷九记载华岳题名:

该题名原石状况,我暂未查到,但这个题名在不少清代文献中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载,可以确认其可靠性。有观点认为,这个上官沼就是上官诏,那么他作为上官庭璋幼子上官经纬的儿子,在大历十三年(778年)还在爬华山,参考这一事件,也可以对上官庭璋三个儿子的年代框架有一个大致的把握了。

总之,在上官婉儿于宫中为武则天服务期间,她的上官氏本家至少还有一位男性成员(堂叔上官庭璋),如果上官庭璋在此期间生育三子并且本人仍然在世的话就至少是四位,如果上官庭璋去世那也至少留下了三个儿子(也就是上官婉儿的三个堂弟);总之,上官家始终是有男性成员的,并且还会有女眷加入。如果上官婉儿如答主所说,杀死武则天为父报仇,这些怎么办?如何让这些家人和新加入上官家的女眷们不因自己刺后/弑君而遭受株连呢?

上面的论述中存在一个漏洞,那就是上官婉儿的主观状态似乎是未知的。我们从一般人的常情常理推断,上官婉儿会顾念自己的生母以及其他亲人而不会为了复仇做出极端举动,但常情常理的最大敌人也正是常情常理。这里还存在两种可能性:

这两种可能性自然是有各自的合理性的,但也都不宜被推得过头。上官婉儿对于父、祖之死还是在意的,因此才会有父、祖的封赠追谥之事。前引《旧唐书·卷八十·列传第三十》就明确把他们的哀荣归功于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对于自己本家的其他成员也是在意的,不要忘了前引《容斋三笔》里上官经野的身份:

上官经野的天水郡开国公显然承袭自上官庭芝[6]。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开始,异姓爵的承袭逐渐变得困难,上官庭芝的爵位又是追赠而来,在承袭上只会更难,如果不是上官婉儿生前的安排乃至运作,这是很难想象的。

至于上官婉儿对其母郑氏的照顾,上文已经引到,那就是沛国夫人这个封号的取得。对于表亲,上官婉儿也有所援引,比如表弟王昱担任拾遗(或作“左拾遗”),另一个被传言与上官婉儿交通的崔湜可能也是她的表弟(根据张说所撰《荥阳夫人郑氏墓志铭》,崔湜之母亦为郑氏[7],且疑似与沛国夫人郑氏年龄相仿,或为姊妹)。所谓郑氏和上官婉儿卖官,大概是包括这些提携亲党的事情在内的。上官婉儿这种对表亲的拔擢的力度似乎超过了对上官本家的照顾,大概率和上官经野等人虽与上官婉儿同辈但年龄明显偏小有关,也可能跟个体素质差异相关,具体情况不详。值得注意的是,这当中,王昱还对上官婉儿有过一段劝谏,《唐会要·卷八十·谥法下》记载:

上述记载中的“破家”之说,在《新唐书·卷七十六·列传第一·后妃上》则记为“灭族”。如果不是家族中尚有一些成员在世,且上官婉儿对这些人是在意的,那就不能解释为什么王昱会用这样的话来劝谏上官婉儿。至于上官婉儿的不以为然,则是由于她没有意识到联结韦武这个举动的危险性,并不是因为她不在乎灭族之祸。

总而言之,题主眼中的上官婉儿,大概是一个经历破家灭门之祸的孤女,本可以做武周版的吕四娘,却因为某种不为人知的原因错过创造历史的机会;历史上的上官婉儿,则是一个残破家族的若干幸存者的唯一指望,一旦行差踏错,付出代价的未必只是自己。于是我们看到她一点点向上爬,一点点掌握权力,然后加封生母、追赠并礼葬父祖、让本家人获得爵位、让母系亲族获得晋升,一切生荣死哀,她能实现的,差不多都为家人实现了。由专制权力体系造就的家族惨祸,被她通过同样的一个制度体系索取了某种意义上的“赔偿”,这或许就是属于上官婉儿的复仇吧。

即使被杀,并无子女的上官婉儿也是一个人走的,而不像韦后甚至太平公主的失败那样牵连家族。倒是没有人去问,受惠于上官婉儿的上官经野(同时也是她血缘上的堂弟、宗法上的亲弟弟)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劳什子太守,为什么不去刺杀李隆基来给堂姐报仇(顺便也给祖父上官仪、伯父/继父上官庭芝等人报仇,毕竟李隆基是李治和武则天的孙子),为什么还要给这个所谓的“圣人”铸一口洪钟呢!

2026年5月7日修改记录:

【辈分问题把我搞混沌了······】

顺便说一句,上官婉儿居丧,我认为更准确地来说应该是景龙三年秋的事。

再补充一点的话,起复制书里既然说上官婉儿是“顷罹创巨”,那应该时间不会太长,而制书本身是冬十一月末的(儒略历为710年1月3日,已经进入下一年),因此认定郑氏秋天去世较为合适,由此也正好会使得上官婉儿错过当时一系列的诗文唱和活动(但也不排除这阶段仍然会接受某些代笔任务,只是没有公开活动)。

2026年5月7日再补一条更正:

(郑氏离开宫禁的时间不详,但应该至迟养育上官婉儿至其十三岁为才人之时)➡(郑氏离开宫禁的时间不详,但应该至少养育上官婉儿至其十三岁为才人之时)

【我的笔误是真的多啊,由此可见编校加工的重要性~】

2026年6月4日补正:

顺便再补充说明两件事情:

一是上官仪被杀的具体日期,儒略历已经进入下一年(665年1月4日),上官庭芝大概也是同日被杀。但上官婉儿生于664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从许敬宗构陷到上官仪被杀应该需要一定的时间,当在664年年内,而郑氏抱着上官婉儿逗弄的时候显然家族尚未遭遇此祸,又当在上官仪构陷之前。另外不论具体时间如何,上官庭璋躲过此劫也是没有疑问的。他的太子仆之职,如果不是赠官,那大概率是服务于圣历元年(698年)复为太子的李显(值得注意的是,李显复为太子也与上官婉儿本人活跃于武周政治决策层的起始时间相近),但他可能其后不久就去世,没有赶上李显复位,因此没有能够得到进一步的任用——当然,这只是推测。

二是上官婉儿的创作履历目前还有疑问,在我看来,《景龙文馆记》的两个辑本目前的处理都还有可以推敲的地方。至少《奉和圣制立春日侍宴内殿出翦彩花应制》这一首,似乎对应景龙二年“立春,侍宴赋诗”的可能性小一些,而对应景龙四年正月“八日立春,赐彩花”的可能性更高,这样,上官婉儿在景龙二年十二月的诗会活动就也不能肯定了。但我个人还是维持上官婉儿母亲郑氏去世于景龙三年秋的看法不变,因为景龙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起复制所说“顷罹创巨,爰命权夺”可以证明,从上官婉儿罹母丧到她起复,时间上不可能差太多。如果再加一个旁证的话,或可参考《新唐书》的宰相年表,里面记载了部分外朝宰相的居丧与起复情况,稍微做个参考还是可以的。

2026年6月6日:

补正过程中竟然又有错误:上官庭芝大概也是同日本被杀➡上官庭芝大概也是同日被杀

2026年7月23日:

上述修改是因为,上官庭璋当时的年纪应当不足以成丁(应满足《唐律疏议·卷十七》规定的谋反及大逆案犯之子十五岁以下没官的条件),惟其如此才免于被杀的。

另外,简单说一下高赞回答提到的“离婚案”的事。从史源上说,此事的史料出处应当是《高宗后修实录》(可参考孟宪实《武则天研究》),其在唐朝已被《大唐新语》摘录,宋初又被摘入《册府元龟》,绝非宋人编造。从史实上说,《法苑珠林》可以证明郭行真无法在麟德元年(664年)帮助武则天行厌胜之事,但《册府元龟》原文也没有说王伏胜所指认的那个厌胜事件就发生在麟德元年(664年),存在着厌胜事件发生在前、王伏胜在麟德元年(664年)获得线索并加以告发的可能,甚至也不排除厌胜事件和王伏胜的告发以及高宗召上官仪议此事均在麟德元年(664年)以前的可能——我们目前可以确知的,是李忠、上官仪谋逆这个冤案被炮制在麟德元年,作为其前戏的废后事件只要不晚于这个时间就不存在硬性的矛盾点。《新唐书》把厌胜事件系于麟德元年(664年),那是它的系年错误,但不足以证伪厌胜事件,更不能由此认为不存在废后事件。

下附《册府元龟·卷九百三十三·诬搆第二》原文:

《册府元龟》全采官史,不用小说;文段中的相关牵连人等,也不是《大唐新语》所能编造的(事实上《大唐新语》提供的信息点也没有《册府元龟》全面,应该认为二者共享同一祖本,只是在摘录上有详略之别),如前所述,其出处应为《高宗后修实录》。

甚至《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五 ·破邪篇第六十二》所载流放郭行真的敕书中也保留了某种可能与厌胜事件相关的线索:

唐代所谓禁书,本身就是包括图谶之类与厌胜相关的巫术、左道文献在内的。《唐律疏议·卷四》:

《唐律疏议·卷九》:

综合上述情况来看,不能根据《法苑珠林》断定不存在厌胜事件及废后事件。